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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故发过一篇《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们》梦见自已被打劫反打败劫匪,讲述了两个孤儿被好心人王学丽救助的故事。

不是每一个曾经流浪街头的孩子都可以如此幸运。故事的中有一个义工叫侯传喜,在两个孤儿最叛逆的时候帮助了他们,他也是个孤儿。侯传喜在童年没有遇到一个叫王学丽的阿姨,但是历经磨难,他成为了那个好人。

后来,侯传喜去世了,王敢是他生前的挚友,为我们讲述了侯传喜从狱中出来后被搭救,转做义工的经历。

侯传喜的葬礼安排在大乘寺里。那时刚入夏,温度渐渐上来,20度左右,天气舒服。要是冬天,在齐齐哈尔那可太冷,也太长了。

去吊唁的人很多,富拉尔基区爱心助困协会的李叔、刘叔,还有经常带饭给侯传喜的蔡姨。我也在。那时候我已经被学校开除快两年了,在学校,那个老师烦我,一次拿凳子砸我,我从书桌里抽出砍刀朝他背后劈了六刀。

我叫王敢,曾经是个混混。后来我跟着侯传喜做好事,做公益,稀里糊涂地就沾了改邪归正,没再遇到什么磕绊。爹妈只道是我长大了。

侯传喜是我兄弟,死的时候22岁。他是个孤儿,22岁的人生,三分之一都蹲了监狱,受得苦你们永远想象不到。

我曾经想救他,但结果是他救了我。

替公益机构寻找那两个孤儿,张龙和张鑫的时候,我俩遇到了生命危险。

做义工那会儿,有些助困会救助回来的孤儿,会因为受不了学校的约束自个儿跑掉,张龙、张鑫就是这样,两个小混子,又跑了。说来也可怜,他们的妈妈在17岁生下了老大张龙,两年后生下了老二,之后妈妈不辞而别,爸也消失了,剩下八十多岁的爷爷自己生活都困难,兄弟俩就开始流浪街头。

王学丽在一片荒废的棚户区找到了俩人,低矮的平房有些已经塌陷,很少有人居住。周围的邻居说这些流浪街头的孩子没钱的时候,饿了就去超市偷些,拿了就撒丫子开炮,学费则是抢同学的零花钱,有了节余就到网吧挥洒一空。

像这样的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生存上的帮助,也需要有人纠正他们的人生,因此王学丽决定把他们送到爱心机构抚养。和张龙张鑫一样,我和侯传喜小时候也曾是流落街头的孩子,可是我们没他们幸运,免不了走了点歪路,后来侯传喜做义工,靠自己努力做个好人。

志愿者找遍了附近的网吧、他们曾经藏起来的废弃汽车里,还是不见踪影,侯传喜和我把自己的小兄弟们散出去,得到了两人在富区铁西一家网吧的消息,传信的人说,老板可能通过俩孩子运东西,干些非法的勾当。

我跟着侯传喜去了网吧找人。那是一家随处可见的昏暗的网吧,网吧可能是我们这年轻人最多的场合,这网络里头和这城市的现实差距太大,人们不出来也正常。

侯传喜准备直接进去,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带上了家伙。

我们在二楼找到了弟弟,他正戴着耳机玩游戏。网吧老板发觉不对劲,跟了上来吼我,我没搭腔,侯传喜顺着又找到了哥哥。正准备拉扯着两个孩子回去的时候,灯突然黑了,再亮的时候,四十厘米的平头西瓜刀劈了过来,直奔我,老板戴着口罩举着刀,看不清面容,只露出眼睛。

我虽然没犯过大事儿,但是也经常动刀打架,对面这是要我的命啊。我立刻要拔出我那把刀,和对方拼命。

突然一只手按住了我的手,“不要伤人。”是侯传喜的声音。没有时间反应,我只能扬起胳膊一挡,对方的刀划破了皮肤,“噔”的闷声在骨头上停了下来,留下了约莫六七厘米的痕迹,温热的血就淌了出来。

我平日打架很少吃亏,正面打我没怕的。我当时气疯了,还想反击,侯传喜扯着我说“先走”。我就那么两脚软绵绵地跟着他往外走,老板没再拦着,看着我们带着孩子离开。期间我就听见玩游戏的弟弟瞅了我一眼,说梦见自已被打劫反打败劫匪:“又砍一个。”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就想明白了,是侯传喜救了我。他知道如果我们动手做出过激的事情,可能就又回到过去,一辈子就没了。如果当时我一个人去的话,也不会收手。侯传喜待过监狱,知道冲动意味着什么,这刀我得挨,不挨这刀,我可能这辈子就没了,是侯传喜救了我。

后来张龙张鑫被送进了福利院,过得还不错,有了干净的被子,但不提供电脑游戏。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在吹散的时候,被好心人收集起来,在合适的的土地上生发,有的种子就没那么幸运。

那事儿之后我没再动过刀子,我只是想起来,不禁觉得有点荒诞——自己怎么就跟着兄弟做起了义工,会那么听他的话。

图|受访者供图

侯传喜和我一样,家在嫩江边上的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区,在达斡尔语中,富拉尔基是红色的江岸的意思。有人问过我,小说《三体》里红岸基地的原型是不是富拉尔基区。说实话我不知道。但往前划拉大概50年,我们这里是最牛的工业重镇。

当年苏联专家援建的机械厂“一重集团”就在富拉尔基区。据说老人们说,那是亚洲第一大,车间厂房大得一眼望不到头,却没有一根承重柱。老人们一说起以前就眉飞色舞,想必是那时比现在过得风光、舒坦太多。

在富拉尔基,时间比外头走得慢一点,好多地方和上世纪一样没咋变。一家废弃的舞厅里,红色的灯笼还没褪色,听说最多的时候能容纳九十多人,以前是附近热电站的工人们下班最喜欢去的地方。一些餐厅里装饰着挂历和照片,被阳光晒得皱巴巴的,上面印的是北京的天安门和颐和园,而现在,富拉尔基每两天有一班高铁开往北京。

这里的人经常在红岸公园瞎溜达,这没有雷达峰,没有超长的深空天线,更没有纪念石碑,只有普通的亭台和沿江的步道,偶尔露出几段废弃的铁轨和道路并行。里面还有个动物园,有一头熊,打我记事起就在里面。现在它瘦得和皮包骨一样,一动不动,眼睛直愣愣的,养它的圈也老埋汰了。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侯传喜,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富拉尔基,他比我大几岁,但是他和张龙、张鑫的经历很类似。

侯传喜的父亲老喜欢喝大酒,侯传喜小时候,他爸喝大了就打他和他妈妈。父母离婚了之后,侯传喜跟着他爸,到了学龄他爸没送他去上学,侯传喜就在城乡结合部放鸭子玩,回家还得照顾醉醺醺的爸。后来,再嫁的妈妈把他接回身边,他总算在8岁那年上了学。可好日子过了没两年,生父生母先后因病去世,侯传喜辍学了,重新混在街头,偶尔在饭店当学徒。

在当时已经日趋落寞的富拉尔基,弥漫着一种辉煌渐渐冷却的萧条感。我们的父辈在适应这种萧条时总是出问题。而我们这一代遇上叛逆和颓废的青春期如果没有长辈帮扶,很容易被青春期和颓废的社会合谋,推向流落街头的命运。

13岁那年,他准备去富拉尔基外头看看,想去南方打工。这儿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理所应当。不太有人愿意早早地就窝在老家,一个辉煌停留在近半个世纪前的城市。上一辈还能子承父业进厂里端个铁饭碗,到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自己养自己。但找工作也发现没啥工作能干,一年顶多赚个万把块。

那些去外地闯荡回来的“老混混”们,会选择做个买卖,开个烤肉店。他们其实很年轻,在正常大学毕业的年纪,可能已经天南海北走过一圈,做过的工作和阅历比常人丰富太多。小买卖啥时候不能干啊,一定得出去闯。不然你出名儿,可能就和600公里外的鹤岗一样,因为穷——房价便宜被人家记住。

侯传喜终究没走成。他犯事儿了,进了监狱。

出发去南方之前,他在公园的啤酒节上摆了个小摊儿卖烧烤,赚了几千块钱。但是马上就和街头的兄弟们花完了。他离不开那些朋友,出事也跟这些朋友有关。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侯传喜给我和李叔讲了不一样的版本。我听说的版本里,他是为了给兄弟出头。一个兄弟,骚扰一个陌生的女孩被教训了,他就提着链子冲了上去。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像我,父母健在,平时还做点生意,有点小钱,街头的小团体只是青春期无聊叛逆的打发。侯传喜很重义气,对他来说,这帮兄弟就是他的全部,他早没了家。

后来李叔说起侯传喜跟他讲的版本,我发现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群没钱的不走正道的小孩子抢劫的故事。过程中,为首的侯传喜伤害了一位女士。我不知道哪个版本是真的,也有可能都是假的。

倒是伤人的场景,我们听的都一样,侯传喜从裤子上解下一条铁链——当时我们身上最常见的装饰品,跳起来抽向那位女孩,铁链的末端飞出去的时候甩上了女孩一只眼睛,啪,女孩失明了。

侯传喜付出了七年的代价,最终没能去成南方。

图|电影《新世界》剧照

侯传喜跟我讲过几次进了监狱的日子,听得我身上发疼。

刚开始他待在少管所。那是十六七岁小伙子们的地盘,他那时候才13,其他人像捏小鸡一样欺负他。他在外面是老大,从小也没什么人管,进去后谁也不服,一开始顶能反抗。少管所有八人间,十六人间,每个房间都有老大。有的老大,是用拳头挣出来的,另一些老大是家里条件好,时常会在外面带一些吃的分给兄弟们。侯传喜没钱也没拳头,好像被扫到簸箕里的一片轻飘飘的纸,在里头当不了老大。

不时会有“老大”要教训侯传喜这样的人,但是伤口不能被看出来。没进去多久他被四个人架着打胸口,和电影里一样,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争得存在感,每个人都要参与,集体的暴行只有最弱小的那个饱尝痛苦。

监狱里有个厉害的手段叫“滴水下流”,在一个小盆里装满凉水,一滴一滴的往脑袋,头顶最中间的地方浇水,一点一点浇满四五盆。那是漫长的时间,但是在里面,最不缺的就是时间。第二天侯传喜就瘫在床上起不来了。侯传喜和我说这事的时候和讲别人的事儿一样,我想象不出来这个手段有多痛苦,只是觉得脊背发凉。

一开始侯传喜还要被人架着,要反抗,后来就蹲在地上,靠着墙,直着背,有人站在上面滴水。挨打,低烧,干活,接着就得了肺结核,时常要躺在医务室。

后来去了成人监狱,他因为生病干不了重活,日子反而好了些。听说有个大哥很喜欢他,时常照应着,后来大哥出去了,他一起进来的兄弟也出去了,就剩下他熬后面的几年。后来出狱了,他去找过生父那边的亲戚,可是没有人肯认他。

这些讲述和后来我认识的侯传喜一对照,时常让我觉得恍惚,觉得后来我认识的侯传喜好完美。

2014年,助困会的李叔听说社区接收了一个刚成年的刑满释放人员,身体不太好,需要帮助,就决定去看看。

2014年12月,齐齐哈尔断断续续下了三四场雪,马路上盖了一层又一层,人包在建筑物里,也要冬眠了。零下二十多度的一天,在一个出租屋里,李叔看到了侯传喜。

李叔说,当时只有一张板床,一米七左右的瘦子躺着,脸很白。那人大腿还没成年男人的上臂粗,粘连着皮肉,脑袋很小,后脑勺尖尖的,仿佛身体只能支撑这么多重量。

那年侯传喜20岁,已经没了早年混街头时气盛的样子。他的肺结核时常发作,疼的时候骨头拧在了一起。他低着头,斜着眼睛偷瞄这些陌生人,有点害怕——在监狱里长期挨打这点也改变了他,他不敢和别人直视,习惯了只偷偷地看。

李叔把侯传喜带回了协会,待侯传喜和亲儿子一样。不过他不知道侯传喜背着志愿者的时候,会偷偷地抽烟。

其实他的病不允许他这么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侯传喜差点死了,被李叔所在的志愿者协会救治后,去医院看了两次病,用上了好药。医生和李叔说,这孩子左边肺没了,右边还有三分之一能工作,好好照顾还能多活几年。后来,我们似乎也忘记了他有生命倒计时。

他偏喜欢做点“极限运动”,比如开走李叔的红色摩托车,启动的时候要用很大力气把支架踢起来,他握着重重的车把,带着我沿着嫩江边兜风,自己好像风筝一样飘。

其实除了我之外,他还认识了一帮小兄弟,经常他们帮忙募捐,整理物资,办活动,去残疾人家里帮忙。他把自己搞得很忙,他比我更讨大人们喜欢,听话,嘴甜,对谁都笑,没人不喜欢他。

协会里的人各有工作,不领薪水,被救助的侯传喜成了这里的编外志愿者。开春的时候,他离开了租住的小房间,搬到了协会的办公室住。他不能搬重物,也不能老运动,但是能跑腿,能帮着在电脑上录入名单。

侯传喜很少和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提起这些,好像想把那段经历藏起来,在协会急切地想开始新的生活。

我刚认识侯传喜,是他出狱后半年多,在一个保健品店里,他有时候帮协会的叔们看店,在铁西体育场背后。

他特瘦。第一眼,他让我想起相声里一个瘦的夸张的瘦猴,长长的刘海遮住了半张脸,小格子衬衫,里面搭着黄色的T恤,穿着牛仔裤,特别爱笑。就是有时候会偷偷地斜着瞄我,在监狱里不自觉形成的习惯,遇到了我这样的陌生人还是下意识显露了出来。

我没把他放在心上。我喜欢强者,应该不会和这么一个斜眼瞄人的家伙成为朋友。

闲聊间,我兜里掉出了我的那把小匕首,不长,那是我随身带的装饰品,也为了防身。侯传喜帮我捡起来,然后掏出来自己那把,凑在一起,锃亮,我也笑了。这个看起来弱不经风,不到一米七的瘦子原来和我是一个“道上”的。武器不只是防身,有时候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后来我发现,侯传喜比我更喜欢摆弄各种武器,总是手里拿着各种刀具自拍,做出很酷的表情,有时候也会嘟嘟嘴,水果刀放在嘴唇边。

这里的混混总是看起来很凶,我一直觉得要凶一点才能镇住别人,觉得别人都对自己有敌意。但是侯传喜不用摆凶,笑着就天然成为了我们这群人的头儿。

侯传喜当街头老大的时候,活动的范围正好在我家附近,我甚至怀疑这个小个子以前可能欺负过我。

侯传喜觉得我辍学这事儿很正常。我跟他说的,当时我上课睡觉,老师扔过来一只粉笔头,我又给扔了回去,然后一个板凳就朝我砸过来,飞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躲,但你要付出代价。”板凳落地,我从书桌里抽出一把刀,追着老师砍了六刀。

每代都这样,低年级的学着高年级的,不像这几年,都去打游戏了,江湖人少了许多,学生都少了许多,他懂我。我觉得我俩一样,也不一样,我们这像我这样的人挺多,但是像他那样的,很少。

图|电影《新世界》剧照

侯传喜刚去协会的时候,协会救助了两个小女孩,侯传喜自告奋勇地每天中午要赶回办公室给她们做饭。

追随“大哥”侯传喜,我一个小混混,莫名也做起了志愿者。我离协会办公室——也就是侯传喜的家不远,每天睁眼就跑过去和他玩,领着一帮在大人眼里的小混混,侯传喜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让我们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分拣旧衣物,到仓库装袋。我不觉得这些有意思,只是因为老大侯传喜在做,咱必须帮衬着。侯传喜老是笑着打包,和他聊天,他对谁都笑,消瘦的脸上眼睛格外大,嘴巴一直上扬着。

后来,我帮着侯传喜在红岸公园帮忙做义卖。其实我不懂,只负责叫人,把收服的小兄弟交给他,搬东西,看东西,听他讲解,再做宣传。他对每件物品价格都清楚,逮着谁都能聊上两句,直视着来人的目光,叔啊婶儿的叫的亲切。我感觉那段时间他过得挺高兴的,也挺牛的。你想啊,一个刚13岁就进去蹲了7年监狱的人,一般人早就废了,还想着融入社会,还能和别人打交道,适应能力也太强了。

他比张龙兄弟俩运气差一点,走了歪道后,才被协会的人搭救。但好歹后来事情转好,他在协会的人帮助下身体开始转好,也不再混街头。之后他做起了义工,开始帮助像曾经的他一样流落街头的少年,后来在那个网吧, 他救出了张龙兄弟俩, 其实也把我捞了出来。

侯传喜不怎么下馆子,总是吃自己做的凉拌面。方便面煮熟不放调料,拌着蘸酱,放醋,放火腿肠,放榨菜,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在饭店当过学徒,知道怎么做最经济最好吃。

出去吃饭侯传喜不喜欢占别人便宜,总会抢着结账,抢单的架势比我见过的任何东北人都激烈。大家都知道他只有几百块的低保钱,看病的医药费还都是捐助的,但不会驳他的面子。有时候我会在别的地方补回来,毕竟自己虽然混,但还有父母惯着。

只有协会没事的时候,我才拉着侯传喜去给上初中的弟弟送点零食。弟弟很熊,时不时受欺负,我俩就帮他“解决”一下,重现街头霸王的雄风。侯传喜不到一米七,有时候带副墨镜,像个军师。

我俩还商量合伙干个买卖,我家里也决定资助我。我和侯传喜说,你就负责在屋里收钱摆货,我负责出去送货拉生意,重活儿我干,轻的你来。想明年开春儿的时候就直接店面买下来,装修开干就完事儿了。

秋天,侯传喜的脸色有时会变得很差,嘴唇很白。出狱后的一年半里,他因为肺结核住了两次医院,每天要吃药。其实周围的人很少感觉他是一个时日无多的病人,他像一个永动机一样带着笑容做志愿者,他说自己是在报答好心人。去公园义卖的时候,有人质疑他们的正当性,侯传喜立马变了脸色,他不允许别人污蔑协会的“家人”。

大部分时间里,我觉得侯传喜都在做一个善良的快乐的年轻人,只是有一次我俩在澡堂子泡澡的时候,他坐着不动,似乎在想心事,自言自语说“好没意思,这么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挺着吧,过阵儿就好了,该打针打着该吃药吃着。”我胡乱应着,知道病痛一直还在折磨着他,只是尽可能不在别人面前显露,但是我不愿意细想。

侯传喜死在我怀里的时候,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就好像莫名其妙地快进到了结局。几分钟前,我还和他说到这两天他痰老多,该去医院看看了。侯传喜心不在焉地应着。

他大口大口吐血,我把他翻过来,面部朝下,免得呛到,然后抱到了床上,轻飘飘的。我现在都觉得那天的红色是不真实的色彩。

我打了120,飞奔出去找协会的其他人,没几分钟又跑回来,发现那张脸因为痛苦再次朝上,我抱着他,让他挺住。侯传喜已经说不出话了。

后来120来了,把我俩分开,房间多了好多机器,我就维持着那个抱着的姿势,被赶出来,免得耽误抢救,像一个血人。

那个孤儿,混混,刑满释放人员,志愿者,我的兄弟侯传喜因为肺结核死了。

有一天我梦见侯传喜还是一直笑笑笑,梦到他告诉我,你还是得出去啊兄弟,咱俩我生前想干的事儿,开店啊,你还得替我办。

日子都好起来了,结果你没挺到那个时候。

*为保护隐私,本文王敢为化名。

- END -

撰文 | 张 峰

编辑 | 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