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0日梦见自已到领导家里说事,湖南长沙梦见自已到领导家里说事,“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视觉中国/图)

2012年梦见自已到领导家里说事,袁隆平戒了烟,很少再去游泳。在他身边工作二十多年的秘书辛业芸察觉到,他在三亚不再去激浪大海,只在僻静的水域短暂游了游。位于长沙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水稻中心)里,为他而建的游泳池渐渐荒废了。袁隆平很少表露痛苦,直到辛业芸询问,他才说,最近气喘厉害,憋不了气了。

他一直引以为傲的身体开始抱恙,有两三年时间频繁发烧,入院打针,查不出病由。2013年,83岁的袁隆平接受央视采访说,身体不行了,“我是感到有点悲观了”。

辛业芸对他的健康盯得紧,他一有头疼脑热,辛业芸就紧张地盼望把病痛“赶快扼杀在萌芽状态”。但袁隆平不以为意,坚持认为自己没问题,只是有点气喘,不愿遵照医嘱住院。他性子倔,谁也劝不动,“有好多情况下我们眼睁睁看着他拖了,加重了,最后是没有办法”。

麻将还是照打,他有十年的固定牌搭子,最后的阶段打得尤其多。辛业芸忧心忡忡,怕时长过度,但为了让老爷子高兴,大家只能顺着他。“我觉得他要分心,不能让他的思维停留在病痛上面。”辛业芸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2021年3月,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往返于长沙和三亚的水稻基地,在三亚不小心摔了一跤,情况急转直下。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走完了他91年的一生。

由于对杂交水稻的开创性研究,这位历史教科书上家喻户晓的国民科学家,被视作让中国摆脱饥饿的关键人物。袁隆平一生在农田里勤恳工作,是追求科学至死方休的明证。他的离去引发了规模浩大的悼念,连他身边的人此前都没有想到。

“不下田心里不踏实”

2019年1月至8月,腾讯新闻《时代我》团队跟拍袁隆平,记录了他最后一段生活,虽然有过郑重的介绍,但他身边总围着许多人,下一次再来,袁隆平还是分不清他们是拍什么的。副导演赖章萍负责采访他,深入交谈已经不可实现,只能在他耳边大声喊,或由秘书转达。

但只要涉及水稻,袁隆平又变得对答如流。“他抓住几个关键词就知道你讲的什么意思。”袁隆平的办公室秘书杨耀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袁隆平脑子里有活地图,一听到地名,就会清晰说出当地的经纬度、平均温度和水稻的生长情况。

袁隆平接近九十岁依然每天下田,“不下田心里不踏实”。住所后边就是一块试验田,水稻中心的学者李建武说,袁隆平去的次数可能比负责那片田的年轻同事还多。水稻抽穗后,袁隆平要去数清试验田里的穗数,再抽查一根穗上有多少粒谷子。下属上报了数据,他拿着计算器左算右算,达到了设定的产量目标,他就高兴了。

就在2020年底,袁隆平还在三亚参加了两个小时的会议,亲自主持,部署了二十多个基地的产量目标。后来住进病房,他常把学生召集来,询问水稻的布点和验收情况。

袁隆平对产量的追求从不止息。接受央视采访时,他说如同贪财之人总想追求更多财富,“我是贪产量”。

“高产是永恒的主题。”李建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些年他们也关注米质,注重口感的改善和突破,但袁隆平强调不能因此牺牲产量,“我们现在耕地面积减少得很厉害,如果产量降低了,可能不利于粮食安全”。

即使杂交水稻研究已有成熟的发展,每一项技术的试验过程仍然充满了失败和曲折。外界看到的只是不断突破的数字纪录,对研究人员来说则是数年的试错和消耗。从亩产800公斤增长到900公斤,一共花费了七年。袁隆平不会表现出急切,他深知水稻研究最关键的就是耐心。

但在另一些时候,袁隆平充满了紧迫感。辛业芸说,假如袁隆平需要一份材料,会站在她身边,要求她立刻打印出来,“哪怕一秒两秒耽误了,他也很急迫,他会觉得是不是电脑出问题了,怎么这么慢。”

赖章萍形容袁隆平是个“倔老头”,纪录片团队这样总结对他的观察——“不服老,不服输,不服气”。显而易见的要强写在脸上,他拒绝拄拐和搀扶,“不承认自己老了的感觉”。他热衷竞技性项目,打排球、下象棋。打麻将时,赢了开心,输了也会骂人。

纪录片里,有一次袁隆平买回了豌豆,吃饭时却没见这道菜。保姆拿来了荷兰豆、毛豆,就是没有豌豆,袁隆平反复坚称一定有。他的较真身边人早已习以为常,事后证明他傲人的记忆力这次也没有出错,豌豆老老实实下了锅。

2019年,为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向李克强总理争取对海水稻研究的支持,袁隆平字斟句酌地修改相关的谈话内容。那时他只能走一百米以内的路了,辛业芸建议完成的信函让别人转交,袁隆平拒绝了。

他曾在一次采访里细数历任领导人来看望的情形,然后像个顽皮的孩子狡黠一笑,“每次领导来了,我就打个报告,要点经费。”

“我相信他知道,有些事情必须要他亲自出面,才能够做好。”赖章萍对南方周末记者解读。

“挑战权威肯定要有一股子牛劲才行”

在农场里找到雄性不育株、写就水稻历史上关键一笔的时候,34岁的袁隆平只是偏僻的安江农校里一位普通的中专教师。

如今已很难体会水稻杂交的设想在当时看来多么不可思议。公开反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权威专家不在少数,一次会议上,中科院的杂交玉米专家断言水稻没有杂种优势,袁隆平当场和老先生争论,对方拂袖而去。

当时更大的背景是,来自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盛行,否认基因的存在,斥责欧美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唯心主义和阶级敌人。依照当时的无性繁殖学说,两个物种可以通过嫁接或胚接等手段,创造出新的品种,袁隆平依此进行过尝试,花费三年一事无成,开始对无性杂交的“一贯正确性”产生了质疑。

1960年代,袁隆平从报纸上看到DNA双螺旋结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恍然大悟现代遗传学已经进入了分子水平,鼓吹李森科主义完全与科学相悖。这种看法颇有些大逆不道,袁隆平不敢公开看摩尔根遗传学的书籍,有人经过时就用《人民日报》偷偷把封面遮住。

1961年的一天,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选种,无意中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穗子大、籽粒饱满。虽然花了一年培育,收成大失所望,但他由此想到,也许这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如果存在雄性不育的水稻——通俗叫作“母水稻”,雄蕊退化、雌蕊正常,就可以让它和外来的花粉繁殖后代,产生大量杂交种子。

接下来的功夫就是寻找他设想中的稻株。1964年夏天,水稻开花最盛的时候,袁隆平每天拿着放大镜在成千上万的稻穗里大海捞针,14天后,大约查看了十几万稻穗后,终于从洞庭早籼品种中发现了第一株雄性不育株。

1966年2月,这篇关键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当时最权威的《科学通报》杂志上,赶上了不久后就要因“文革”而停刊的末班车。

此后袁隆平开始得道多助,几位不同层级上颇有眼光的官员注意到这项研究,国家科委向安江农校发函,要求支持袁隆平的工作,恰好把他从政治批斗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不过对这位大胆青年教师的阻挠并未因此休止,试验不止一次遭到蓄意破坏,最严重的一次仍是一桩悬案,秧苗全被人为拔除,袁隆平跳进两丈多深的井里抢救出几根秧苗,才使得前四年的工作没有中断。

后来,袁隆平带着助手辗转多个省份展开试验,遇过台风和地震,从危机中抢救种子和秧苗。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在海南找到雄性不育的野生稻,命名为“野败”,用它进行远缘杂交,为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杂交水稻从开始研究到真正成功,袁隆平花费了九年。倔强的性情让他在一条道上走到了黑,“挑战权威肯定要有一股子牛劲才行。”杨耀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在著作《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里谈到“野败”的发现,从统计学上来看,这明显是小概率事件,可是这种奇迹居然发生了。袁隆平自己的认知是,“机会成就了有心人”。

2014年10月10日,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领衔攻关的湖南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超级稻基地,经专家组现场测产验收,百亩片平均亩产达1026.70公斤。这标志着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第四期亩产1000公斤攻关目标获得成功,再创世界纪录。图为袁隆平院士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工作餐。 (视觉中国/图)

“不会有世俗的东西羁绊他”

罗孝和1970年加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科研小组,此时杂交水稻研究已有省里大力支持,袁隆平把“野败”培育出的稻株分送给十几个省市,全国上下共同开展杂交水稻的培育。

袁隆平培育出的“南优2号”亩产喜人,全国陆续选配出了多个籼型杂交水稻组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1975年年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批示,立即在南方13省推广杂交水稻。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种植。

在身边人看来,袁隆平的过人之处不仅是科研能力。罗孝和是两系杂交水稻的元勋,他出身于农村家庭,自认不擅长书写和表达,只会实践,袁隆平则博览群书,对很多问题“想入非非”,同时“联系面广”,能得到包括华国锋在内许多重要人士的支持。“他是天才,我是做不到。”84岁的罗孝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76年,《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袁隆平和杂交水稻成果,随后几年,杂交水稻的产量突破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转轨同频共振,中国人对饥饿的恐惧逐渐缓解。1981年,国家科委和农委联合召开授奖大会,把国家首个特等发明奖授予了袁隆平等人。

回到安江农校,袁隆平的主要工作转向科研,有了些名气,但依然是学生眼里普通的老师,留下的是赤着脚上台讲话、领完奖回来又钻进田里的形象。

安江农校1979级学生马小平比袁隆平的大儿子年长两岁,玩在一起,袁隆平担心儿子的成绩,把马小平叫到传达室,特地送给他从国外开会时带回来的烟。其他老师在一旁劝,这不行,他还是学生。“小马,你多大了?”“20了。”“那可以抽烟了。”袁隆平把烟塞给他,叮嘱他帮忙带携儿子的成绩。

“袁先生真正是一个很开明、很宽容的老师。”袁隆平的第一个博士生武小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一年冬天在袁隆平家,师生二人围着炭火盆烤火,为了一个问题争执起来,袁隆平脾气上来,把火钳往炭火盆里一丢,走了,夫人邓哲在一旁笑。

武小金相信自己正是因为敢言得到老师的认可。“我并没有因为他是权威,拍他马屁、顺着他来,该争的还是争的。”虽然事后证明,那次的争论还是袁隆平对了。

据武小金观察,袁隆平判断后继者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下田的频率。“他经常在田里看到你,这个人得分百分之六七十了,你还有点想法,他就更加认可了。”

后来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担任主任。尽管作为中心的“大家长”和绝对权威,袁隆平曾对媒体坦诚以告,自己并不擅长领导,“人事关系比较复杂,他不像我的对象是植物,比较单纯,人哪,他名堂多死了。我不懂管理,非常遗憾。”

他有“特权”,不用按时上下班,学生时代得到的老师“爱好自由,特长散漫”的评语,是他认可的自我写照。

面对上级,袁隆平亦有类似的单纯。“不管是多大领导,他有事不见就不见了,该走就走了,‘三十分钟搞完了吧?’‘没有其他事情了吧?’”隆平高科前总裁颜卫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世俗的东西在羁绊他。”

有一次袁隆平在省委礼堂做报告,所有湖南省委常委坐在台下。他发言完毕,忽然向大家介绍起自己的夫人,强调军功章有她一半,邓哲站起来接受掌声。湖南日报记者刘爱民回忆这一幕,“他不太拘泥于官场,率性得很。”

“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

从事水稻研究后,农田作业和日照的痕迹越来越显露在袁隆平日渐精瘦的身材和沟壑丛生的脸上,与人们心中的亲切老农形象愈加接近。不过从成长环境来看,袁隆平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政府官员,母亲是教会学校出身的知识女性,从小教他英语。

袁隆平祖籍江西,生于北平,在抗日战争的动荡流离中度过年少岁月。考大学时,他不顾父母反对报考农学。分配到安江农校时,家人担心那里偏僻,袁隆平说,“我有办法,我会拉小提琴。”

饥荒的惨状根植在他的记忆里。袁隆平曾饿到双脚无力,中断了游泳。有一次梦见吃扣肉,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

人们常把袁隆平研究水稻的决心理解为报国利民,他自己更愿意把它归结为青年时不切实际的幻想:小学参观资本家的园艺场,葡萄、桃子结得漂亮梦见自已到领导家里说事;看见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伸手就可以摘窗外的水果、喝牛奶,养成了对田园之美的向往。

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生理学家许智宏对《纽约时报》说,“袁隆平根本的才能一直都很明显:他对水稻及其生长方式有细致入微的观察。”

在央视《面对面》的采访里,袁隆平说,“你讲大道理,为了国计民生,为了粮食安全,也起一点作用,但内在动力,这是天生的,为什么有这个动力?到现在我还没找出来。”

辛业芸觉得外界对袁隆平的形象有些错觉,比起农民,他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者,案头堆满国际前沿的研究资料,“具备世界的视野”。

事实证明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贡献确实超出国界。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提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1966年,日本琉球大学的新城常友已经实现了三系配套,但没有获得高产,停留在了理论上。真正获得突破的是袁隆平。1980年,美国福特基金会收到中国科学院邀请,同意他们派一个小组来中国研究,他们惊叹不已地发现,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种植杂交水稻。

1982年,袁隆平在菲律宾参加国际研讨会,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请他走上主席台,屏幕上方打出了醒目的黑体字:“Yuan Longping,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杂交水稻之父”在国际上声名渐隆。袁隆平向国际水稻研究所捐赠了关键的水稻品种,用于开发热带地区也可生长的杂交品种。他和团队向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等许多地区教授了杂交水稻种植技术。2004年,他获得世界粮食奖,2006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他不喜欢被抬高”

袁隆平的晚年生活总是被人簇拥,拜访者络绎不绝。杨耀松说,袁隆平的原则是签名合影一律不要钱,水稻中心方圆几公里内到处是他的题字,“他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人”。唯独工作、写文章时不能打扰他,否则他会发脾气。

一次采访,袁隆平皱起眉诉苦,自己想回江西老家看看,但家乡总是兴师动众,“什么书记、县长都来了,万人空巷,反而不好”。他跟记者认真讨论起“微服私访”的可能性,戴上口罩、帽子、墨镜。

“我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现在就没有自由了。”袁隆平在自传里谈起名利,他否认自己完全没有名利思想,只是尽量看淡,现在找上门的人多了,“说句实在话,这些事太多了,很有点烦人”。

作家陈启文起初不想接下为袁隆平写报告文学的任务,媒体的长枪短炮包围他,难以接近,就算真坐在他面前,完全的“平视”也不太容易。

写他的文章汗牛充栋,袁隆平不喜欢很多人把他塑造成“典型”“劳模”,顶着烈日、爬满蚂蟥地昏倒在田地里,都是假的。据陈启文说,袁隆平为此生气,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什么伟大的科学家,我不就是个种水稻的人吗?

“他当然不喜欢被抬高,他自己没把自己看得很伟大。”陈启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8年,陈启文去采访袁隆平,中途站在门口抽烟,袁隆平也走出来,给他递了一根烟,一起谈起抽烟的好处。袁隆平对他讲,他喜欢“有点不好习惯的人,反而像普通人”。至于他自己的缺点,肉眼可见,抽烟、好胜、“该发脾气发脾气”。

袁隆平对维持自己的完美形象似乎没有兴趣。一位当地媒体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袁隆平和他的秘书采访后都不会要求审稿。2009年,以他为原型的传记片《袁隆平》上映,虽然他在其中客串了几分钟,但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自己没有看这部电影,也不想看。

袁隆平一生较少陷入争议。就连昔日的质疑者李昌平,在他去世后也进行了反思。作为三农问题专家,他曾给袁隆平写公开信,质疑杂交水稻的普及让常规稻种子变少,请求“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袁隆平从未回信。李昌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只是为了引起对常规稻的关注,借袁隆平说事,“并不是说袁先生有什么错误,给袁先生多高的荣誉也没关系”。

1996年,湖南郴州农民曹宏球为了感谢袁隆平,要为他建一座雕像,他给袁隆平写信告知这个想法,希望他回寄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供工匠参考。袁隆平当即口授回信拒绝,请对方务必不要浪费钱。

这座汉白玉雕像还是做成了,乡亲们敲锣打鼓,放鞭炮举行了“开光大典”,媒体进行了报道。陈启文在《袁隆平的世界》一书里写到此事,他去郴州看过这座雕像,高度一米六,比袁的实际身高还矮个几公分,原因是“一米又六”谐音“有米又有肉”。

袁隆平告诉陈启文,他深感不安,好几天没睡好觉。他借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自嘲:“因为我藐视权威,所以命运惩罚我,使我自己也成为权威。”

拍完了袁隆平的纪录片,赖章萍想起最多的是他坐在自家客厅里看天气预报的画面,“外面一切的光环,跟他都没有关系,他其实就是在自己那个朴素的世界里面关心着他的水稻。”

生命末尾,袁隆平留下的遗志还是他多次提及的两个梦,“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袁隆平生前的重担,武小金一直不理解,直到参加追悼会,看见人山人海和漫山鲜花,他忽然感受到把水稻研究继续下去的压力,“老百姓和国家对他这么重视,他总觉得每时每刻好像都要有突破、有更新,他才满意。”

(感谢张明萌、汤禹成、董志刚为采访提供帮助)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董慧 吕凌棘